论文提要：

　　当前，过分强调以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机制已经不能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探究一种以诉讼为核心和后盾,以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为依托和基础,构建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相互衔接补充,相互协同、合作、互动的多元化矛盾和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我们当前必须认真面对并尽快加以解决的重大政治和法律课题。今天所探讨的“诉调无缝对接”机制，从概念、方式、不足、建议等多方面、全方位的诠释这个论题，力争探索出一套以最小成本去最大化化解矛盾的方法。（全文共7110字）

正文：

　　诉调对接，指矛盾纠纷调处中的诉讼方式与非诉讼方式相衔接。（1） “诉调对接”中的“诉”代表法院诉讼系统，“调”代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调解系统。“诉调对接”实质是法院诉讼系统与法院外非诉调解系统的相互对接，形成人民法院与社会调解组织在职能上良性互动、在作用上优势互补。

　　从理论上讲，“诉调对接”就是一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所谓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调整系统。建立诉调对接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 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现在大调解格局的构建上，大调解格局就是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充分发挥司法的推动作用，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融为一体。从中不难看出，诉调对接、大调解格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诠释的同一个问题。对于”诉调对接”的工作机制，各地法院在实践中，有着不同的理解，学术界也多有讨论，对此，笔者不敢置喙，仅就个人的观点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诉调对接”涉及的三个层面

　　“诉调对接”的推行既涉及实体的问题、又涉及程序的问题；既有内部的问题、又有外部的问题；既有规律性的问题，又有特殊性的问题。”诉调对接”几乎已经覆盖了法院方方面面的工作，但归纳起来，主要是围绕三种关系进行的。

　　法院内部关系层面。具体的讲，一是管理关系。诉调对接要有相应的部门、人员、职责，使得诉调对接在法院内部的管理关系更加清晰，管理过程更加高效，监管活动更加有效，从而增强法官参与“诉调对接”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提高“诉调对接”工作的成效和质量。二是协作关系。“诉调对接”不是线性的，它是立体的，全程的。在程序上包括诉前、诉中、诉后；在实体上包括民商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行政纠纷案件等。这就需要法院各部门之间，法官、庭长、院长之间，上下级法院之间通力协作。三是考核激励关系。“诉调对接”的目的主要是用非对抗的方式化解矛盾，这就要求在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上得以充分体现，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

　　法院与社会公众的关系层面。“诉调对接”在开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同时，也改变了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简单的诉讼关系，它不但要求法官辨法析理，定纷止争，更强调法官的亲民性和服务性。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诉调对接”也是一种公共服务，服务对象不仅包括当事人，也包括社会一般公众。在化解纠纷过程中，要打破当事人、社会公众与法院的距离感，“诉调对接”所提供的司法服务，无论是当事人诉讼进程中的司法服务，还是社会公众获取的一般性司法服务，都超越了诉讼本身的限制。通过服务理念的变化，服务模式的转变和服务效率的提升，增加民众接近司法、接近正义的机会。

　　法院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层面。主要包括法院与非诉调解机构的关系，与其他司法机构的关系，与党委政府的关系。“诉调对接”要在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下推进工作体系建设。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充分发挥司法的推动作用，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纳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整体部署。在坚持三大调解各司其职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司法的引导、保障作用，加强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在程序对接、效力确认、法律指导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及时把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诉调对接”机制的探索与思考

　　1、机构的建立

　　“诉解对接”工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是深化司法改革，推进和谐司法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一项全局性工作，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参与，依靠法院掌握的社会资源来主推“诉解对接”是不够的，甚至存在“剃头挑子一头热”。要破除各自为阵的局面，在组织上走出网络特色，必须依赖于“地方党委积极主导，职能部门通力合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格局，调动社会力量参加诉调对接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并将“诉解对接”工作纳入综合治理考核。通过整合资源，打造工作平台，加强对接等方式，实现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间互补、共赢的良性互动局面。以县级单位设置“诉调对接”机制为例，应成立由县委一名副书记任组长，县委政法委书记、法院院长、司法局局长为副组长，县级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诉解对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诉解对接”工作的决策部署和督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可附设在法院或司法局内，至少确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计划部署，组织实施，数据统计等日常工作。同时在法院内设立专门的调解室，由人民调解员，社区居委会力量轮流派驻调解纠纷，负责诉前的调解工作。各行政机关成立行政调解组织，确定专职行政调解人员，负责本部门的行政调解工作。各乡镇成立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由乡镇综治办、法庭、司法所、派出所组成，负责本辖区的人民调解工作。调处中心也应确定一名专职人员，负责与“诉调对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调处中心各成员单位的联络和工作对接，同时各社区、村组设人民调解员，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纵横联动，上下联络的大调解工作格局。

　　2、人员配备

　　调解人员的素质决定着调解工作成效。(1)人员选择上。《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中第3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除由村民委员会成员或者居民委员会成员兼任的以外，由群众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第4条规定“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当选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2）除上述规定外，主要应结合各地实际情况，选用德才兼备，尤其是在当地有声望和影响的人来担任调解员。(2)人员培训上。法院应积极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培训计划，并选派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和审判经验的审判人员对调解员进行专门常规培训，不定期的邀请调解员旁听案件审理，提升调解人员的业务技能和调解艺术。同时，加大对个案调解的指导力度，人民调解员在调解工作中遇到困难，可请求法院及时给予法律问题的咨询，帮助指导其规范工作程序、制度、调解方式及文书制作。(3)人员互动上。法院调解室、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行政调解组织应将所辖范围的调解员，专职工作人员，机关职能部门的组成人员名单、工作范围、职责、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统 一编制成册，发放到各调解机构和调解员，确保联终畅通，实现人员联动。

3、经费保障

　　俗话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为确保“诉调对接”工作的顺利开展，各地各部门应切实加大投入，加强物质保障。《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11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第4条规定“对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根据情况，可以给予适当补贴、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委员会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解决”。而根据相关规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当然调处中心的经费主要由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解决，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经济状况相差大，经济欠发达地区村民委员会或居委会资金匮乏，这就导致调处中心“无米下锅”，工作无以为继，有的地方有部分投入也是“杯水车薪”，难以确保“诉调对接”工作深入有效进行。既然“诉调对接”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政府应纳入综合治理工程来抓，切实加大经费投入，配齐硬件设施，落实保障强基础。为充分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政府应建立调处中心资金投入长效机制，充分调动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确保“诉解对接”工作顺利开展。对调解员参加调解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费用以及工作补贴等，政府应安排落实专项资金，根据各地实际予以补助解决，对调解员主持的个案调解工作，可根据件数确定补助标准，如调解一件补助50—100元等。

　　4、工作开展

　　(1)强化宣传认识。有了机构，人员和经费，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开展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搞好宣传，提高其知名度，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解决纠纷习惯，使人民群众对调处中心的职能和优势性认识不足，发生纠纷后，往往想到的是走诉讼解决。为充分发挥调处中心在新形势下解决民间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使人民群众在发生纠纷后首先能想到调处中心，乐于到调处中心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利用新闻媒体，网络平台，横幅标语，宣传栏，黑板报等途径提升调处中心的知名度；同时开通咨询热线，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充分打造“诉调对接”机制和调处中心的品牌意识，提升品牌效应。比如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会马上想到　12315；当遇到犯罪侵害时，会想到拨打110；当发生火灾时会拨打119，这就是品牌效应，因此，“诉调对接”机构也可以设立诉调特服号，当纠纷发生后就可以直接拨打该号以寻得专业的帮助、指导和解决，确保诉调对接的质量和效率。(2)设立立案引导。对于当事人起诉的同一辖区的婚姻家庭纠纷，小额债务纠纷等案件，法院在受理案件时，诉导员应首先询问当事人是否已经过调处中心进行调解，如未经调处中心调解，应向当事人释明诉前调解的特点和优势，告知诉讼风险和成本，建议当事人先到调处中心进行调解。但笔者认为，在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下选择到调处中心调解的同时，为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更有效的把各种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立法上应设立案受理前置程序，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以及小额标的纠纷，应当先经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或行政调解程序，只有在调解无效的情形下，才能选择诉讼方式解决。(3)加大庭前调解。对当事人执意要求法院受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受理后，除法律规定不适用调解程序的案件外，均应按照“繁简分流”原则，根据纠纷性质，请求目的以及当事人情绪等因素，先行调解或速裁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和解协议，对于涉及面广、突发性强、矛盾易激化的纠纷，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可先转入人民调解室，由诉前调解合议庭会同调解员进行庭前调解，努力将矛盾化解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4）探索委托调解。对于在同一辖区的婚姻家庭，继承纠纷，相邻关系纠纷等适宜进行委托调解的案件，诉前、庭前以及执行前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可委托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承办法官在与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员取得联系，确定调解时间、地点，并出具委托调解函，当事人持法院函件到调处中心接受调解。(5)拓展协助调解。为有效避免当事人对法院公正执法的合理怀疑，同时缓解人力短缺的问题。在诉前、诉中以及执行各环节，根据案情，邀请人民调解员、有关专业技术人员协助进行调解，也可以将所辖范围内的调解员名单及调解员的基本情况提供给当事人，当事人可以从中任意选择调解员参与调解，从而增强社会力量在调解中的参与率，有效化解矛盾纠纷。(6)费用收取。为有效提升调处中心知名度，提高人民群众的调解意识，对于当事人在调处中心调解化解纠纷的，以及人民法院委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应予全免费用。对于协助调解，庭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应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所规定的标准减半收取，通过为当事人节省诉讼成本，从而打造调处中心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知名度。

　　5、调解效力

　　人民调解协议、行政调解协议在诉讼中是否能得到确认，直接制约着“诉调对接”机制实际效用的发挥。如果在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在法律上没有强制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据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不但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还会导致大量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涌至法院，增加诉累。(1)对于在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员主持下，依据当事人自愿、合法原则下达成的书面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应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协议书的形式要件上，应更注重其程序性和严肃性。对于经调处中心和调解员主持达成的具有给付内容的协议，调解员应向当事人释明其风险，告知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以确保将来进入执行程序的快捷性。(2)对于经调处中心或调解员主持达成的协议，当事人申请法院确认的，法院受理后，一般应按简易程序审理，调处中心应将案件的卷宗材料以及相关证据移送法院，法院应对其协议书进行审查，重点审查程序和协议是否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对于调解协议内容清楚、合法的，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裁定书。对于经审查后认为确实存在违反法律规定，需要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也不应轻易裁判予以变更，应及时与原调处中心和调解员沟通协调，可邀请原调解人员继续参与调解，努力通过调解的形式予以弥补瑕疵，尽量避免判决变更，以切实维护人民调解协议在群众中的威信和效力。如确实达不成调解协议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判，避免久调不决。(3)对于一方当事人就调解协议反悔而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撤销或者宣告无效的，经人民法院审查，只要该协议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或者无效的情形外，一般不予支持。这既是对一方当事人的公平保护，也是对违反契约一方的制裁，同时也是当今社会需建立诚实信用原则与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环境的必然要求。(4)对于已生效和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支付令和直接进入执行程序。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而对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尚无相应规定，致使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效力弱化，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协议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对双方当事人而言便毫无约束力，行政调解人员为平息纠纷所作的努力便前功尽弃。（3）目前，对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认定应比照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确定的规定，同时应尽快出台对行政调解协议效力认定的司法解释，以便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整体效能。

　　6、运行模式

　　为更好地发挥“诉调对接”机制的作用，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调解大格局。当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可能会选择到调处中心或行政机关调解，但受传统诉讼意识的影响，更多的会选 择诉讼渠道。如何把这三种化解矛盾纠纷的途径有机结合，形成职能互补，资源共享的矛盾化解机制呢，现举一列来展示其运行模式。如一离婚纠纷，当事人选择到调处中心调解，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经调处中心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可凭该协议到民政机关或人民法院对协议内容予以确认，纠纷化解。二是双方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只能依法进入诉讼程序。同理，当事人若选择行政机关调解，经行政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依法确认其效力，达不成调解协议的，依法进入诉讼程序。运行模式更复杂的是当事人直接选择到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通过立案引导，将该纠纷转入调处中心或相关行政机关调解，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机关可以通过前述调解运行模式调解处理。人民法院也可以通过“繁简分流”的原则，将该案件转入法院内设的调解室予以调解，还可以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委托调处中心和行政调解机关调解，或邀请其协助调解。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也应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最大限度地用调解方式化解矛盾纠纷，在上述方式均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及时审理判决，但判后仍应落实回访制度，不放弃最后一丝调解的希望，改变那种将权利载入判决，将矛盾还于社会的不良局面。（4）

　　7、“诉调对接”的观念研究

　　“诉讼对接”既是对传统人民调解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又为司法调解赋予了新内涵，注入了新活力，拓展了新途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然而“诉调对接”毕竟是一种新事物，尚处于探索阶段，对存在的问题值得进一步去研究和思考，尤其是“诉调对接”工作中的观念问题，有很多人认为法院在“诉调对接”工作中的做法有职能错位之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句很经典的论述“摸着石头过河”，充分说明了一种好的机制建立需要不断的探索，不是看它遵循了多少旧的东西，而是要看它创新了多少新东西，开展“诉调对接”工作是在中国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和司法基础上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的一种路径，是社会转型期特殊需求的举措。我们应更注重诉调对接工作对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要摒弃现代司法理念的糟粕，扭转那种被动受案，简单居中裁判的诉讼模式，变“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为“实效主义”，积极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构建社会和谐。